我承认我没有工作，没有固定收入，没有婚姻，没有前途，我他妈简直“四大皆空”。是的，我是在鬼混，我早就发现自己是废物。甚至，与我一类的家伙，哪怕多读了些书，多了几张大学文凭的，也同样如此，除了找点自我感觉以外，剩下的就是朝九晚五，屁颠屁颠地卑躬屈膝地一口一个“经理早，经理早。”
我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，也许根本无法改变。
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那家小食店里吃东西。她仍然点了一份意大利炒粉和一杯鲜橙汁；我仍然要了一份地道的四川小吃套餐。
我告诉她：“我打算找个差事来干。”
“干什么？”她挺兴奋。
“一个很酷的差事。”其实我根本没想好干什么，只不过是唱国歌给她听。
“不会是去当职业杀手吧？”她上下打量我。
“你的想象力真丰富。”
“那你要干什么？”
“什么发财干什么。而且，要快。”
“抢劫？贩毒？卖盗版？”
“你把我想得太伟大了。”
“那到底干什么？别卖关子。”
“总之，君子取财有道。杀人越货，坑蒙拐骗的不干。”
“这就对了，这就说明你还有上进心。”她狐疑地瞅着我：“你好像真的有计划了，说来听听。”
“买彩票。”
她立刻不高兴起来，我知道，这种态度令她反感，她爱的是那种正经的、有追求的、起码表面很光鲜的人，譬如杨伟。
举凡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具备上进心。试想，一个男人上进了，势必就可能提高经济地位，经济地位提高，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，生活品质的提高。因此女人要一个男人有上进心，如同往银行里存了一笔钱，盼望利息天天向上，十位进到百位。
为了不使气氛过于沉闷和僵化，我不得不摆出一副正经的嘴脸，对她说，我准备当作家。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更完美的说辞。又穷又缺乏靠山的人，一般都装作有智慧，起码头脑够用。而作家正属于无数智慧型号中的一种，能说几句俏皮话，就有可能被一般人说成“才华”。最有趣的是，即便一如继往地穷下去，也可以拿“文学创作是清贫的事业”当遮羞布，生活潦倒，情操是高尚的。可见，穷不要紧，要紧的是穷的方式。
“你真打算干这个？”小满问。
“是的，起码比买彩票的几率大一些，万一成名了呢？”
“说正经的好不好？”她双眼透亮地注视我：“怎么想到干这个的？”
“你不觉得，我可以当个美男作家么？”我搔首弄姿，“出于生态平衡，也应该有几个公的活跃一番，再说，我总不能把自己骟了吧？”
“我相信你能成功。”她言辞恳切地说。
由于我豪迈地畅想未来，勾画出一幅美好灿烂的前景图，小满非常愉悦。我们之间的气氛轻松活泼。我们吃了很多东西，从小食店出来，我们又在附近的街头流动烧烤摊上吃了些烤羊肉串、烤鸡翅膀之类的东西，又买了一大把花花绿绿的冰淇淋，放进家里不可靠的冰箱里。我们还兴致勃勃地跑去上了会儿网。
实际上，她哪有心思在网上与人闲聊，打开电脑，便迫不及待地在地址栏里输入一个与医学有关的网址，敲击回车键，进入界面。而我，则在一旁装模作样地上文学论坛，遇到一大群装模作样的家伙，话说一些写手在网络走红，混进现实作家队伍，他们如同几支持续上涨的股票，给后进股市的新人塑造了一个绝妙的希望，结果却往往是一败涂地。
我胡乱地看了些文章，回了一个帖子，有个叫“版主”的家伙发短信问我，过去在哪里混？我说去过两个大号的文学网站“桑树下”和“槐树下”。他颇为诧异，大呼：闻所未闻，光听说过“榕树下”，什么时候栽了那么多新品种？我毫不留情地反问，你没听说过指桑骂槐？
我乐呵呵地在论坛里胡扯半天，转脸看小满，她愁容满面，紧跟着，眼泪也下来了。
“怎么了你？”
“我想，我快死了。”她的眼里流露出强烈地恐惧。
“四肢末端长红斑——败血症的先兆；浑身酸疼说明病情已经开始恶化。”回到家，小满诉说网上查询的病症，把手伸到我眼前。
“别动，我仔细瞧瞧。”我抓住她的小手，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辨别，“是有一点红斑。”
“脚趾也是。”她往上伸了下腰，把脚放到我腿上。
我看她的脚趾，果然。
“身上也疼。”
“酸疼？”
“嗯。”
“我的肌肉也常常莫名其妙的疼。”
“我不光肌肉疼，连骨头都疼。”
“不会真是败血症吧？”
“我想是的。”她摊开手掌，让我看，“你看，我的生命线多短。”
“哪条是生命线？”我观察她手掌错综复杂的纹路，犹如掉进迷宫。
“这条，最短的一条，只有香烟过滤嘴那么长的。”她指给我。
“错了吧？男左女右，你给我看的是左手。”
她换了只手，悲哀地说：“这只也短。”
“这只长些，有两只香烟过滤嘴的那么长。”
“也许我只能活到18岁。”
“不会的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真正的恐怖总是突如其来的，它喜欢在人们毫无意识的时候出现。犹如当头棒喝，主要
是突然。
“打死我也不信。”半夜，我仍喋喋不休：“这是琼瑶、痞子蔡，最喜欢的言情故事，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”
“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是顽强，到了黄河还不死心，就是顽固了。”
“那也要等到确诊后。”
“等着吧。后天就到黄河了。”
第二天，小满又指出，自己的视力明显下降，看东西是模糊的。这也是患败血症的表现。
“这是几？我伸出4个手指头，在她眼前晃。
“4。”
“答对了。”
“你还气我。”她泪水涟涟，委屈极了。
“怎么会呢，我又不是医生。”
“我都快死了……”她抽抽噎噎地说：“我都快死了，你还气我。”
“你不会死的。”我拿张餐巾纸擦去她满脸泪。
她不再吃东西，不再喝水，不再打扮。只是赖在床上，仿佛就此便可以安然死去。我提出种种具有诱惑性的食物，她摇摇头声明，没有胃口；我冲了一杯香浓的咖啡端到她面前，她说加入一万块方糖也是苦的。
可是我饿了，非常饿。她要我好好活下去，快乐的，坚强的，充满阳光的活下去。出于此种冀望，捱到晚上，她陪我到楼下的小饭馆里吃饭。我点了几个有肉片的家常菜，一份酸菜粉丝汤。菜上齐后，她也象征性地吃了一点，喝了几口汤，基本上是默默地看着我吃，我吃得很慢，许久，嚼一口菜，就像录像画面缓缓播放。从始至终，我们一言不发。这是我吃过的最沉闷的一顿饭。买单的时候，她坚持要付钱，说平常都是我请客，今天她愿意请我。
昏黄路灯下，我们的影子比我们本身更瘦长。
她牵着我的手说：“以后吃饭也尽量慢一点。”就像是临别遗言。
她又说：“衣服要经常换，头发别留得太长。”
她还说：“不要随地吐痰，走路注意挺胸收腹。”
虽然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但听人如此细致地数落我的诸多陋习，仍令我反感。好像她在世的时候，我可以是一个混混儿，她死后，我就必须成为温文尔雅的君子。
“你打算怎么个死法？”我问她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翻翻眼睛，看着我。
“我是说，死在父母身边，死在自己家里，还是独自死在外面？”
“死在你身边，死在我们的家里。”她口气坚定，不容动摇。
我很感动，停住脚，不再往前走，我想拥抱她，可双手僵硬抬不起来，像梦在里一样。
她望着我，似乎也不知所措，一时间，我们都呆立在原地，仿佛两尊蜡像。
“你能看到那儿吗？”片刻，我指着远方一座高耸的灯火辉煌的商厦，叫她辨认楼顶霓虹广告牌闪烁的美术字。
“看不清。”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。
“把泪擦干了看。”
“看不清。”她看了又看，仍这么说。
我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烟。抽出一支，正欲点燃，她说：“给我一支。”
我递给她一支，她接过来叼在嘴上，我拿打火机替她点燃。她抽烟的姿态很别扭，像国产电影里打入敌人内部的女地下党，一看就是正经人，偏偏故作妖媚状。
我们坐在街边抽烟，我感觉她不是往里吸，而是往外吐。路人不时侧目瞥我们一眼，亮着明晃晃车灯的汽车往返驶过，少许灰尘扑入鼻中。
“你可以把我们的遭遇写下来。”她说。
“写成小说？”
“当然。”
“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太真实了，容易搞成报告文学。”
“可以写成一部中国版的《挪威森林》。”
“我去过一家小资俱乐部，门口有个新新人类站岗，口令是：背诵《挪威森林》第二章第四段。”
“我没跟你开玩笑。”
“你是在抬举我。”
“不不，没半点抬举你的意思，我是说，你有亲身体验，有现成的例子，只需要记录就行了。”
“如果这样搞，又有可能弄成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。那就太恶心了。尽管一切都是事实。”
“那有什么不好？”
“要不然，我拿出一月的开销，你也用香水冲个淋浴。”
“讨厌。”
“不干了是吧，所以呵，当务之急不是浪漫的死，是想办法治病救人。”
“我得的是绝症！”她跳起来，无语对苍天，泪水四溢。
“没确诊呢。”我想不出更动听的话安慰她。
“种种反应已经证明了。”
我垂下头，无可奈何地垂下头，一声叹息。我始终不相信她会就此死去，可她身体的症状使我不能不信以为真。唯一的希望在医生手里，十根手指有长短，荷花出水有高低，一群庸医里面，总有个把精英。或许可以用一些新鲜、干净的健康血液换取她体内的败坏分子。我一相情愿地想。
“就算换血，也没钱换啊。”小满问：“你有吗？”
我呛了口烟，连连咳嗽。
“也不想让我爸妈知道。”她接着说。
“到头来他们还不是要知道。”
“他们才不会管我呢。”她无比悲哀地说，“再瘦，他们也没钱！”
凌晨一点钟，我与小满已围着东光小区转悠了无数圈，疲惫不堪，才回到我们的小窝。
屋子里漆黑一片，我拧亮灯，小满立刻伸手把灯关掉，我们一起陷入黑暗中，看不清嘴脸，面对着形容模糊的轮廓，感觉到彼此鼻腔呼出的热气。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响，我们站立着拥抱，我觉得她在不停地眨着眼睛，她的眼睫毛又细又长，我脸颊痒酥酥的。她的嘴唇移到我耳边，轻轻咬我的耳垂，咬一下，轻声说一句话。
她说：“我死后，你每年都要到我坟前献花。”
“一定。”我答应她：“我穿一套黑色西装，戴着墨镜去。”
“我要死在你怀里。”
“好的。”我说：“最后一秒再告诉我银行卡密码。”
“我是你的。”
“我幸福极了。”
“陪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天。”
“好的。”
由于我们的脸紧贴着，我感觉一条湿润的蚯蚓在脸上爬动。
这一觉，我睡得昏昏沉沉，呼噜声犹如摩托车发动，大得自己都能听见。我在做梦，梦纷乱之极，像一部未经译制的外国系列片，有人物、有情节、有环境，可是我一点也看不明白，也没留下任何记忆。
中途我醒过一次，看了看手机荧屏显示的时间，才8点，又翻身继续睡去，小满始终抱着我，无论我的睡姿如何花样复杂的改变，她都抱得相当牢靠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我再次醒来，已是午后，我腰酸背痛地坐起来，抽了支烟，下床，找水喝，饮水机里空空的，暖壶里也空空的。于是，我来到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两袋冻牛奶，凑到鼻子前闻闻，牛奶已变成了酸奶，我把它们扔进垃圾桶，关上冰箱门，打开煤气，烧上一壶水。等水开的工夫，我用平底锅煎了两只荷包蛋，分别装进盘子，一手端一个，踅回卧室，肚子却猛然疼起来，我放下盘子，风风火火地奔向洗手间，屁股没坐稳，又跑向客厅，随手找了本杂志，再次冲进洗手间，正排泄到酣畅淋漓之际，水壶哨声响起来，响了足有两分钟，我听见小满穿着拖鞋，踢踢踏踏地跑去厨房，关掉煤气开关。与此同时，我按下抽水马桶阀门，哗哗一阵冲水声。我推开洗手间的门，恰巧与小满撞上。
“把你吵醒了。”我对她说。
她面色苍白，头发蓬乱，眼神空洞，呆呆地看我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问我：“今天咱们去哪儿？
“当然是去医院。”我在桌边坐下来，看着她。
她走过来，坐到我大腿上，抓了抓头发，说：“去拍照吧。”
“婚纱照？”
“随便，是合影就行。”
“还是去医院吧。我把她的脑袋抱在胸前。
“先去拍照，再去医院。”
“也许拿到诊断结果，你就不会去拍照了。”
她靠在我胸前长叹一声，抬起脑袋，泪汪汪地望着我：“结果都知道了。”